第四百八十三章 洪流激荡

    在桃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山林簇拥的桃河岸边有一座卓尼官寨，张献忠眼下就藏在这。

    卓尼官寨的土司姓杨，这是大明武宗皇帝赐下的姓氏，原本只是桃州诸多番部中的首领之一，在神宗皇帝时得了统领林中生番的口谕，成为桃州两岸诸番的无冕之王。

    这一代土司叫杨国龙，非常年轻，天启末年才承袭职位，在朝廷那边，杨国龙是个非常平凡，平凡到有些废物的土司；但是对其辖地三万番民而言，杨国龙是可以比肩其祖的伟大土司。

    身处这个时代本身就一种巨大的不幸，杨国龙承袭父职继位土司至今不过九年，九年的时间里他遇到比许多祖先一辈子还多的问题。

    继位之初，陕西的旱灾酿成声势浩大的起义，王大梁兵败之后，败兵和破产农民涌入土司领地；紧随其后刘承宗入主河湟，与朝廷连年交战。

    汉人涌入桃河两岸，一方面给土司带来难以管理的难题，另一方面也给番民带来山外面的技术与思想，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能轻而易举给土司领地带来变革。

    杨国龙的祖先在元朝拜见萨迦派格西时曾以「遇见洪峰」比喻所处形势，此时此刻对杨国龙来说，也一样见到了自高山之上滚滚崩腾而来的洪峰。

    没有人能知道在这个四方兵马如洪流激荡的混乱年代，天下大势的走向变化，杨国龙也不知道，但他知道以土司之力阻挡洪流只会粉身碎骨，唯有跻身其间顺应潮流的土司才能繁荣昌盛。

    但大道理谁都明白，谁又能看出哪个是洪流，哪个是逆流？

    因此他决心等待尘埃落定，趁大明内乱无暇顾及边务，对外守土自保阳奉阴违、对内征服异己兼并弱邻，在桃州这块地盘上演了一出好戏。

    对于逃到桃州的破产农民和汉人叛军，杨国龙来者不拒，拨划荒地给他们开垦耕种，不用交税纳粮，但得给为土司衙门做买卖、当老师和提供兵役，使桃州汉人在短短数年之间占据了卓尼土司领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河湟大战那年，朝廷的调令刚到桃州，杨国龙便大张旗鼓地动员兵马，但直到元帅府击退五镇联军，率军威胁兰州拆了西固城，他都没把兵带出桃州。

    从那时起，借着山高皇帝远、桃州基础设施差、道路难行的地利，杨国龙从来不在元帅府与大明朝廷之间选边站，每一次陕西征召他动员军队，他就借着朝廷征兵为借口，向周围的部落、土长官大肆购买兵马田地，动员兵马。

    但动员之后军队永远都走不出桃河。

    在那时候，卓尼土司领的土地政策还是三种，分别为兵马田、衙门田、香火田。

    其中耕种兵马田的属民粮税并不高，以户为单位，每年每户交粮一斗、草一车，每个村庄上交生猪一头，但每户都要承担兵役。

    衙门田分为两种，一种分给属民，纳粮也是一样比例，要承担土司衙门的劳役和杂役，但不承担兵役。另一种赐给土司宗亲或头人，属于小封建主，各自收各自的税。

    香火田则是寺院的私产

    凭借购买兵马田、联姻、出兵、战争等手段，卓尼土司的地盘越来越大、土司兵越来越多，可他们不是在修路、就是在架桥，后来又修了水洞、城垣、隘口、堤岸，翻新杨国龙爷爷杨臻修的卓尼围城。

    直到今年战乱再起，着泥寨的土兵实在是修无可修，又修了一座格萨尔王殿，里边供奉的塑像是关老爷，属于是卓尼土司领汉藏结合的新建筑流派。

    他的领地向西，与元帅府在八角城的陈土司隔山相望；向东一直顶到岷州卫；北方跟元帅府的临桃旅驻军隔山相持；东南则直接与松潘的土长官领地接壤。

    但地盘扩大又不可避免地让杨土司领地遭受更大的冲

    击。

    首先是宗教上，他们信奉了几百年萨迦派，但康宁府的动乱让断断续续的僧人翻过雪山草地避至桃州。

    这本身对杨土司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尽管各个派别的传播给土司统治带来巨大隐患，各路头人也因皈依不同派别而明争暗斗，大量土地与财富要与寺院分享……但僧人，意味着知识。

    僧人不仅仅意味着经学，还意味着文字、凋版印刷、医学、制药、天文、律法。

    对整个土司领地来说，数百年来，知识是最为宝贵的东西，为此整个土司领地付出着难以想象的代价。

    从纸张开始，要让人识字就要有纸张，卓尼领地纸张紧缺，长期以来都是从临桃、陇西、秦安等地购买，印刷一本书就需要付出大量代价。

    而维持寺庙更要付出难以想象的成本，别看寺庙占据财富，单就寺庙修建所需的金顶与佛像，都需要大量的铜，卓尼领地既不产铜、也不掌握冶炼技术，领地的西部、南部、东部又是群山没有道路。

    每一座寺庙的铜顶、佛像，都要从张家口外的和尚庙购买，再一路运回来。

    为了知识，承受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数百年来都是这么过来的。

    可是到杨国龙这代，卓尼领地出现了个小问题，他的领地里有几千个汉人，都是陕西造反的或兰州避难的出身，在桃河两岸有了田地，形成四个集镇、建立十四个村庄。

    过去也时常有躲避官府赋税徭役的汉人跑进山里当土人，但那都是形单影只，进了山里入乡随俗也就成了土人，充其量是个掌握技能多一点的匠人，不能造成多大的影响。

    而这次他们成群结队，有的甚至举族入山，形成村庄就不一样了。

    几乎在村庄形成的第一天，纸坊、砖窑、煤窑、木工坊、铁匠铺、医馆、印书堂这些东西就全冒出来了，家家户户男耕女织，源源不断地出产铜器、铁器、木器、陶器、农具，纸张、书卷、纺织物甚至衣物和兵器。Z.br>

    还有个秀才鼓动他出资办了一家土司官学。

    僧人能提供的知识一下子就不宝贵了，反倒是他们占据的财富、土地和人口是那么刺眼！

    这个时候，杨国龙只是对寺院存在的意义感到怀疑，但至少供养僧人还有点宗教方面扬名显誉，以此来扩大政治影响的意义，因此他没有下定决心，毕竟是几百年的老传统，也不一定就非要在他这儿断了。

    就像只有等待洪流激荡，才能认出谁是真龙天子一样，杨国龙对寺庙的看法也是一样，只有等待才能分辨真知灼见的真经掌握在谁的手里。

    然后各个教派的外援就都没了，去乌斯藏朝拜的僧人再也没回来过，想要追随他们脚步的僧人发现进藏的道路被截断了，是全方位地被截断了。

    他们翻过雪山穿过草地，等待他们的是元帅府游荡在八角城的蒙械番子；他们艰难入川直走雅州，等待他们的是元帅府在打箭炉的明械番子。

    那时候杨国龙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土司衙门上上下下都只是觉得自己落伍了，这元帅府究竟是个什么教派，这么流行？

    毕竟对环境封闭的土司和头人们来说，这种落伍感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经历。

    等待总能开出鲜艳的花朵，各路教派没有让杨国龙等待太久，尊奉格鲁派的和硕特国师汗就率领大军进驻青海，当和硕特与准噶尔在山那边围攻八角城时，杨国龙在山这边就地宣布全境改宗，信了格鲁派。

    那乌斯藏是远在天边，国师汗的蒙古兵可近在眼前。

    结果全面改宗还没改完呢，元帅府发兵摧枯拉朽地就把卫拉特联军击败收编，直到那个时候杨国龙才意识到有没有一种可能，截断进

    藏道路的就是这个元帅府。

    寺庙的存在意义彻底没了，卓尼土司领地已经被这帮信祖宗的汉人完全包围。

    一个难以想象的庞然大物，随着敦塔兀鲁斯的出现展现在土司杨国龙面前，他也小心翼翼地看着盘踞在身边的怪物成长，并从中谨慎地挑选有利于自己的智慧。

    汉人给土司领地带来高速的繁荣发展，也同样使长期受明王朝保护的封建土司经济，受到来自义军的均平思想冲击。

    当元帅府开始均田分地，杨国龙已经统治了整个桃州，小小的八寨三万人，在快速扩张下成为二十八寨、三百七十部、十二万番民的大土司，单是登记在册把守四面八分隘口的番兵汉兵就有两千二百人。

    尽管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向元帅府上表纳贡表示臣服，却专门向河州派遣了一名头人，专门偷窥元帅府在河湟的文化、经济与土地政策，甚至还从百姓手里买了河湟种植的土豆和玉米。

    就在去年秋天，河湟分地取得巨大丰收后的一个月，桃州卓尼土司就直接搬运了元帅府的均田政策与行政区划，一边拆大庙，一边同样编出五个镇、二十个乡、二百个保，把田地分给番民以乡保为单位进行集体耕作。

    这倒不是杨国龙不能抵御属民压力，迷迷湖湖的东西就全盘照搬。

    而是他拿着元帅府的土地政策看了整整一个月，发自内心地认同刘承宗的政策，并且认为这玩意比封建土司经济剥削属民更有效率……属于大家都很高兴。

    他一户人家种十几亩地，他一年才能征上来一斗粮，不到五十斤。

    而人家刘承宗就用了一点银子，一亩地就征上来快五十斤，给你银子你还得再从官府手里买其他的东西，银子又回去了，这他娘的是个什么盘剥效率？

    怪不得人家靠十二万农民能养好几万常备军，他十二万人就只能养常备军两千二。

    杨国龙疑惑了很久，他觉得不可能每个人都高兴，否则从前的老祖宗们早就这么干了，直到他仔仔细细研究了很久，才意识到想这么剥削百姓，需要的门槛儿非常高。

    就一个铁制农具，就把九成土司都劝退了，根本不用考虑后面耕作、开采、制作的技术门槛，只有跨过这些门槛，还需要后续的良种、社学、兽医、医师、商贾等等专业人才的配合。

    即使是以目前高度繁荣的卓泥土司领，很多地方也跟不上，但这一切对杨国龙的诱惑太大了。

    最关键的是这种集体劳作、依照地势以村庄为单位有计划的生产方式，跟土司经济完全吻合，农田征粮食和猪，牧区征酥油和牛羊；林地征木材、木炭和土特产；还有产铁的村子就一年交铁锭二十斤，产金子的村庄就一年交金子二十两。

    卓尼领地的头人们都是计划这些东西的行家！

    这一切简直是绝配。

    毕竟刘狮子本身就是个大土司，整个河湟实际上是他通过战争打掉了地主、僧人、官员、土司之后高度集权的产物。

    杨国龙甚至还想学元帅府推广种痘，从秦州高价聘了一名痘医，但他的运气不好，那痘医才种了三个人就死了一个，畏罪逃回秦州，气得杨土司哇哇大叫。

    不论如何，今年卓尼土司把桃州的土地统统均掉，在官寨里看着春耕，美滋滋等着秋天丰收盘剥属民，才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均田买赋，是要银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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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那些银子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回到土司手里，也是在短时间内需要大量银子的，卓泥土司家族是有些财产，但从哪儿搞来十几二十万两的白银买粮食啊？

    就在杨国龙为大笔白银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发生在隘口外面的战争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那里有十几万叛军，这些人在西征路上攻破了几十个县城，带着大量黄金白银没处花，杨国龙知道，他的机会来了。

    叛军的各路首领通常无意于跟土司为敌，只要土司不出兵，他们也乐于井水不犯河水，专心与官军周旋，不过在这里头有个首领比较特殊，就是西营的八大王张献忠。

    因为别人都带家卷、有民夫，只有张献忠实行的是绝对精兵政策，他的民夫都是就地强征，东西运到就打发人滚蛋，绝不养闲人。

    这种法子在过去还行得通，可到了秦岭西段，没有城池和村庄供他劫掠，周围还都是不缺钱的友军，情况就尴尬起来了，他什么都缺，唯独不缺黄金白银。

    实在是土司都是鸟不拉屎的山地里进不去，否则张献忠都快饿死了，一定要打。

    张献忠和杨国龙，就这么看对眼了，偏偏杨国龙手上这会儿也没啥粮食，他还想把张献忠留到秋天，这才派人跟张献忠联络，允许他两个营驻扎在土司领地的隘口外，并邀请他进入领地。

    二人一番商谈，一拍即合，张献忠当即给刘承运写信，请求借河州卫休息，而且愿意帮忙打仗，反正他本来也需要打官军抢点粮食。

    而二人商谈中最重要的约定，就是张献忠驻军河州卫之后，等到秋收，用高出市价一半的白银，购买粮食八万石及草药、纸张、器物，有了这笔白银，桃州的均田买赋就被盘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