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清朝皇陵

    大明永乐元年（1403年）十一月，已经归属大明统治的辽东女真胡里改部首领阿哈出前往京师（南京）向刚刚继位的明成祖朱棣朝贡，以显示顺服之意。明成祖见喜，于是封阿哈出为指挥使，赐阿哈出名为‘李思诚’，以其部落居住的阿木河（斡木河，朝鲜会宁图们江两岸区域）为始建卫所地。

    永乐二年（1404）四月，明成祖赐胡里改部名为‘建州卫’（今吉林和龙县）；永乐三年（1405年））正月，辽东女真斡朵里部首领蒙哥帖木儿也亲自赴京师朝贡，明成祖初授蒙哥帖木儿为建州卫指挥使（与其岳父阿哈出同职）。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朝分建州卫为两部，另设‘建州左卫’，以蒙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使。

    此后，蒙哥帖木儿的子孙世袭‘建州左卫指挥使’，历任蒙哥帖木儿，董山（蒙哥帖木儿次子），脱罗、妥义谟（董山长子、次子），福满（董山第三子锡宝齐篇古之子）等五任指挥使。

    福满袭职的时间约在嘉靖元年至二十年之间（1522-1542年），他成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后，将建州左卫的主城从原居地佛阿拉迁至赫图阿拉（皆在辽宁新宾县境内），和建州卫共居一城。

    福满约在嘉靖中后期至万历早期（1560年至1575年左右）去世；他去世后，由他的第三子索长阿、第四子觉昌安先后承袭了建州左卫指挥使官职。而为了安葬福满，新任建州左卫指挥使、其第四子觉昌安挑选了位于赫图阿拉西北处约十里的呼兰哈达（烟筒山）下，苏克素浒河（苏子河）北岸，尼雅满山岗（今启运山）南麓的一块宝地，为福满修建了当时来看还很简陋的墓地。

    这就是清朝皇家祖陵——清永陵的起源，也就是今天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西北约两公里处，不过当时还没有任何名字。

    万历十一年（1583年），辽东总兵李成梁发兵讨伐作乱的建州右卫阿台部；在攻击建州右卫首城古勒城的过程中，明军误杀了时任建州左卫指挥使觉昌安与其子塔克世。事后，塔克世长子、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得知父祖被杀后愤概不已，向明朝上书，要求明军给出解释。李成梁知道此事后心中有愧，便在将觉昌安和塔克世的遗体交还给努尔哈赤后，又给了他三十道敕书（即进行朝贡贸易的证明）、三十匹马，还让努尔哈赤承袭了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官职。

    此后，努尔哈赤凭借明朝所给予的官方认证身份，正式开始了创业乃至统一建州三卫女真、及其他辽东女真各部的进程；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时，五十七岁的努尔哈赤已经基本统一了除海西女真叶赫部之外的辽东女真各部。这一年，努尔哈赤在居城赫图阿拉（辽宁新宾老城）建国称汗，国号“大金”（后金），改元“天命”，自称“覆育列国英明汗”。

    早在此之前，努尔哈赤已经将去世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大伯父礼敦、五叔塔察篇古等人安葬于曾祖父福满的墓地附近；另外，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努尔哈赤最宠爱的大妃孟古（叶赫那拉氏；即后世的孝慈高皇后，清太宗皇太极生母）去世，努尔哈赤将其遗骨先埋在自己居住的院内，三年后才迁葬于尼雅满山岗，和诸位祖先一起安葬。再后来，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谋逆作乱被杀后，遗骨也埋在了这里。

    此时，位于尼雅满山岗的建州左卫首领家族墓地没有地面配属建筑，也没有正式的名字，仅仅只称为“赫图阿拉祖陵”。

    大明天启四年、后金天命九年（1624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在此新建都城‘东京城‘后，于城北的羊鲁山开建祖宗陵寝（东京陵）。陵寝建好后，努尔哈赤派三伯祖索长阿的孙子旺善、铎弼，及大伯父礼敦的儿子贝和齐前往尼雅满山岗祖陵，将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已故大妃叶赫那拉氏、弟第舒尔哈齐、长子禇英、大伯父礼敦、五叔塔察篇古等人的遗骨都迁往东京陵安葬；而尼雅满山岗剩下的陵墓则被称为“老陵”（也就是福满的陵墓）。

    大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因病在太子河下游的叆鸡堡（沈阳于洪区翟家乡大挨金堡村）去世，遗体火化后，梓宫‘暂厝’在盛京（即沈阳，此时后金已再次迁都至沈阳）的西北一隅；其第八子皇太极在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后得以继汗位，改元天聪。

    皇太极继位之后，就开始着手为努尔哈赤修建陵墓；经过数年的挑选，大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选定了盛京东北郊外一处吉地为努尔哈赤营建陵墓，但初建时没有正式名称，只称“先汗陵”。同年，陵墓地宫完工，努尔哈赤的宝宫（骨灰坛）及安葬在东京陵的皇太极生母叶赫那拉氏的遗骨都被葬入地宫之中。

    大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升旧都赫图阿拉为“兴京”，而‘赫图阿拉老陵’则被改称为‘兴京陵’。

    大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皇太极出兵彻底平定了漠南蒙古察哈尔部（蒙古黄金家族正统所在）；十一月，末代察哈尔汗——林丹汗呼图克图的长子额哲奉嫡母囊囊及其他林丹汗遗孀，从暂居的河套抵达了盛京，并用白骆驼驮着蒙古圣物——吗哈噶喇金佛、金字大藏经、北元传国玉玺进献给后金大汗皇太极，以示蒙古归附之意。

    为了显示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胜利，皇太极把后金族名从‘女真’改为了“满洲”，以示“覆满天下”之意。对额哲献上的吗哈噶喇金佛和金字大藏经这两件佛教圣物，皇太极特别的重视，特地下令敕建了‘莲花净土实胜寺’用以供奉这两件圣物。而莲花净土实胜寺一直保存到了今天，就是“沈阳皇寺”。

    对于额哲所进献的另一件宝物——“北元传国玉玺”（非中原王朝已经遗失多年的“传国玉玺”，而是元世祖所制的“大元传国玉玺”，玺文为“制诰之宝”；当年元顺帝北逃时，此玺被带往漠北，后来一直在北元皇帝及蒙古大汗手中传递，具有相当大的‘汗权’地位象征意义），皇太极更是欣喜若狂，这意味着漠北的“天命”已经由蒙古汗国转移到了“大金汗国”；从此之后，自己就不仅仅只是‘大金’的大汗，而是领有全部漠南、漠北蒙古旧地，以及辽东、海西、黑水诸地，堂堂正正的上国君主。

    十二月，后金文武群臣、宗室王公、外藩蒙古诸部（科尔沁、喀尔喀、土默特）首领一同向皇太极上疏，以“察哈尔降服”、“传国玉玺来归”为由，请大汗“早登大位、改定尊号、以安天下”，也就是劝皇太极登基称帝。

    大明崇祯九年、后金天聪十年（1636年）正月，皇太极在征询了后金汉官和儒臣们的意见后，同意“群臣所请”，下诏“更定尊号”以“承膺天命”，决定登基称帝，并改元、改国号。

    大明崇祯九年、后金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皇太极亲至盛京郊外，举行了盛大的登坛祭天仪式；仪式结束后，群臣向皇太极奉上“劝进表文”，给皇太极上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这标志着皇太极正式称帝。

    皇太极称帝后，将国号由‘大金’改为‘大清’，将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追尊父亲、清朝的实际开创者、后金第一任大汗努尔哈赤为“广运圣德仁孝武皇帝”，尊上庙号为“太祖”；而努尔哈赤的‘老汗陵’，则在崇德元年（1636年）被正式更名为‘福陵’，同时皇太极还制定了福陵的祭祀礼仪。

    此外，皇太极还按中原王朝的古制，追尊四代祖先为王——清朝始祖、建州左卫第一任指挥使、皇太极的七世祖孟特穆（蒙哥帖木儿）为泽王；高祖父福满为庆王；曾祖父觉昌安为昌王；祖父塔克世为福王（皇太极六世祖董山、五世祖锡宝齐篇古没有被追尊）；同时，还为四王在太庙内设立祭祝牌位。另外，皇太极又在‘兴京陵’的庆王（福满）陵墓后设立了泽王（孟特穆）的衣冠冢，称为“二祖陵”。

    大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当了十年大汗、七年皇帝的皇太极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猝死于盛京（沈阳）皇宫，时年五十二岁；八月十六，清最高权力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在盛京皇宫的崇政殿中召开；经过又一次跌宕起伏的激烈权力争斗后，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意外地被推选为新帝，继承了皇太极所留下的皇位（有关此事，诸多影视文学作品已经不厌其烦地重复重复再重复描述了，这里不再展开）。

    八月二十六，以礼亲王代善为首，清朝诸宗室王公大臣们簇拥着六岁的皇九子福临，在盛京皇宫大政殿内登基称帝，以明年为顺治元年；福临即清世祖顺治帝。

    顺治帝登基后，以堂叔郑亲王济尔哈朗（努尔哈赤之侄）、叔父睿亲王多尔衮为摄政王，协助自己治理国政（其实都是诸王公大臣商议后自行决定的，顺治帝一个六岁幼儿知道什么）；而顺治帝继位后第一件时，就是为去世的皇太极上尊号、建陵寝。

    大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年）十月，顺治帝（其实是摄政王以及其他宗室大臣）为先帝（皇太极）上谥号‘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文皇帝’（后加谥为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上庙号‘太宗’。随即，顺治帝再下诏为先帝在盛京以北约十里处修建陵墓。

    大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大明中枢朝廷被农民军推翻，之后清军入关击败农民军，天下易主；八月，顺治帝在即将从盛京入关前往京师（北京）前，亲自为太宗在盛京的陵寝命名为‘昭陵’。

    顺治五年（1648年），顺治帝再追尊泽、庆、昌、福四王——泽王孟特穆为肇祖原皇帝、庆王福满为兴祖直皇帝、昌王觉昌安为景祖翼皇帝、福王塔克世为显祖宣皇帝。四王的嫡妻则分别为尊为肇祖原皇后、兴祖直皇后、景祖翼皇后、显祖宣皇后。

    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改兴京陵所在的尼雅满山岗为“启运山”，顺治十年（1653年），兴京陵修建享殿、配殿、方城门墙。顺治十二年（1655年），肇祖、兴祖的神功圣德碑建碑亭落成。

    因感觉东京陵的风水不如兴京陵的好，所以顺治帝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又将改葬在东京陵的景祖、显祖二陵及武功郡王（礼敦）、恪恭贝勒（塔察篇古）二墓迁回了兴京陵，安葬于肇祖、兴祖陵前（东京陵则继续安葬着舒尔哈齐、褚英等人）。

    顺治十六年（1659年），顺治帝将兴京陵正式更名为‘永陵’，意在祈愿‘江山永固、帝业长存’。顺治十八年（1661年），永陵享殿命名为“启运殿”，方城城门则命名为“启运门”，加立景祖、显祖的神功圣德碑碑亭。

    至此，清朝第一座皇陵——‘永陵’的仪制全部完成。

    而清朝第二座皇陵——努尔哈赤的‘福陵’，于顺治七年（1650年）增设石象生、望柱、擎天柱等 石质构件 。顺治八年（1651年），福陵的享殿扩建工程完工。顺治十六年（1659年），福陵的角楼、护卫衙门、大红门两侧的掖门全部扩建完成，石象生增设须弥座，方城修缮完工。

    福陵的寝殿则在康熙二年（1663年）动工。次年完工，加立努尔哈赤的谥号碑，方城上修建了明楼。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福陵神功圣德碑落成，这标志着福陵的帝王仪制也全部完成。

    清朝第三座皇陵——皇太极的‘昭陵’，因为皇太极在生前已经称帝，所以他的陵墓是按照皇帝的标准完完整整的建造的，这也省去了清朝的后世嗣皇帝们要给他不断重新增设、加修陵墓仪制的繁琐之事（比如像永陵和福陵一样，多次翻修增设符合仪制的殿阁、石像）。

    所以昭陵在顺治元年（1644年）定名，顺治八年（1651年）建成后，就没有再大动干戈地扩建过，只是在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对其作了若干的改建和修缮工程，以保持陵寝的仪制完整和安全上的维护工程。

    以上三陵——‘永陵’、‘福陵’、‘昭陵’，就是清朝初立、尚未入关时，在辽东旧地修建的三座皇陵，分别安葬着清朝的四位远祖（永陵）、太祖努尔哈赤（福陵）、太宗皇太极（昭陵），号称‘盛京三陵’。至于一度被清朝当做祖陵对待的辽阳‘东京陵’，因为肇祖、兴祖、景祖、显祖四位祖先的陵墓被先后迁走，只剩下庄亲王（舒尔哈齐）、广略贝勒（褚英）等人的墓地在此，所以就不再被视为清朝皇陵之一了。大明永乐元年（1403年）十一月，已经归属大明统治的辽东女真胡里改部首领阿哈出前往京师（南京）向刚刚继位的明成祖朱棣朝贡，以显示顺服之意。明成祖见喜，于是封阿哈出为指挥使，赐阿哈出名为‘李思诚’，以其部落居住的阿木河（斡木河，朝鲜会宁图们江两岸区域）为始建卫所地。

    永乐二年（1404）四月，明成祖赐胡里改部名为‘建州卫’（今吉林和龙县）；永乐三年（1405年））正月，辽东女真斡朵里部首领蒙哥帖木儿也亲自赴京师朝贡，明成祖初授蒙哥帖木儿为建州卫指挥使（与其岳父阿哈出同职）。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朝分建州卫为两部，另设‘建州左卫’，以蒙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使。

    此后，蒙哥帖木儿的子孙世袭‘建州左卫指挥使’，历任蒙哥帖木儿，董山（蒙哥帖木儿次子），脱罗、妥义谟（董山长子、次子），福满（董山第三子锡宝齐篇古之子）等五任指挥使。

    福满袭职的时间约在嘉靖元年至二十年之间（1522-1542年），他成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后，将建州左卫的主城从原居地佛阿拉迁至赫图阿拉（皆在辽宁新宾县境内），和建州卫共居一城。

    福满约在嘉靖中后期至万历早期（1560年至1575年左右）去世；他去世后，由他的第三子索长阿、第四子觉昌安先后承袭了建州左卫指挥使官职。而为了安葬福满，新任建州左卫指挥使、其第四子觉昌安挑选了位于赫图阿拉西北处约十里的呼兰哈达（烟筒山）下，苏克素浒河（苏子河）北岸，尼雅满山岗（今启运山）南麓的一块宝地，为福满修建了当时来看还很简陋的墓地。

    这就是清朝皇家祖陵——清永陵的起源，也就是今天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西北约两公里处，不过当时还没有任何名字。

    万历十一年（1583年），辽东总兵李成梁发兵讨伐作乱的建州右卫阿台部；在攻击建州右卫首城古勒城的过程中，明军误杀了时任建州左卫指挥使觉昌安与其子塔克世。事后，塔克世长子、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得知父祖被杀后愤概不已，向明朝上书，要求明军给出解释。李成梁知道此事后心中有愧，便在将觉昌安和塔克世的遗体交还给努尔哈赤后，又给了他三十道敕书（即进行朝贡贸易的证明）、三十匹马，还让努尔哈赤承袭了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官职。

    此后，努尔哈赤凭借明朝所给予的官方认证身份，正式开始了创业乃至统一建州三卫女真、及其他辽东女真各部的进程；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时，五十七岁的努尔哈赤已经基本统一了除海西女真叶赫部之外的辽东女真各部。这一年，努尔哈赤在居城赫图阿拉（辽宁新宾老城）建国称汗，国号“大金”（后金），改元“天命”，自称“覆育列国英明汗”。

    早在此之前，努尔哈赤已经将去世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大伯父礼敦、五叔塔察篇古等人安葬于曾祖父福满的墓地附近；另外，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努尔哈赤最宠爱的大妃孟古（叶赫那拉氏；即后世的孝慈高皇后，清太宗皇太极生母）去世，努尔哈赤将其遗骨先埋在自己居住的院内，三年后才迁葬于尼雅满山岗，和诸位祖先一起安葬。再后来，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谋逆作乱被杀后，遗骨也埋在了这里。

    此时，位于尼雅满山岗的建州左卫首领家族墓地没有地面配属建筑，也没有正式的名字，仅仅只称为“赫图阿拉祖陵”。

    大明天启四年、后金天命九年（1624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在此新建都城‘东京城‘后，于城北的羊鲁山开建祖宗陵寝（东京陵）。陵寝建好后，努尔哈赤派三伯祖索长阿的孙子旺善、铎弼，及大伯父礼敦的儿子贝和齐前往尼雅满山岗祖陵，将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已故大妃叶赫那拉氏、弟第舒尔哈齐、长子禇英、大伯父礼敦、五叔塔察篇古等人的遗骨都迁往东京陵安葬；而尼雅满山岗剩下的陵墓则被称为“老陵”（也就是福满的陵墓）。

    大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因病在太子河下游的叆鸡堡（沈阳于洪区翟家乡大挨金堡村）去世，遗体火化后，梓宫‘暂厝’在盛京（即沈阳，此时后金已再次迁都至沈阳）的西北一隅；其第八子皇太极在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后得以继汗位，改元天聪。

    皇太极继位之后，就开始着手为努尔哈赤修建陵墓；经过数年的挑选，大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选定了盛京东北郊外一处吉地为努尔哈赤营建陵墓，但初建时没有正式名称，只称“先汗陵”。同年，陵墓地宫完工，努尔哈赤的宝宫（骨灰坛）及安葬在东京陵的皇太极生母叶赫那拉氏的遗骨都被葬入地宫之中。

    大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升旧都赫图阿拉为“兴京”，而‘赫图阿拉老陵’则被改称为‘兴京陵’。

    大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皇太极出兵彻底平定了漠南蒙古察哈尔部（蒙古黄金家族正统所在）；十一月，末代察哈尔汗——林丹汗呼图克图的长子额哲奉嫡母囊囊及其他林丹汗遗孀，从暂居的河套抵达了盛京，并用白骆驼驮着蒙古圣物——吗哈噶喇金佛、金字大藏经、北元传国玉玺进献给后金大汗皇太极，以示蒙古归附之意。

    为了显示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胜利，皇太极把后金族名从‘女真’改为了“满洲”，以示“覆满天下”之意。对额哲献上的吗哈噶喇金佛和金字大藏经这两件佛教圣物，皇太极特别的重视，特地下令敕建了‘莲花净土实胜寺’用以供奉这两件圣物。而莲花净土实胜寺一直保存到了今天，就是“沈阳皇寺”。

    对于额哲所进献的另一件宝物——“北元传国玉玺”（非中原王朝已经遗失多年的“传国玉玺”，而是元世祖所制的“大元传国玉玺”，玺文为“制诰之宝”；当年元顺帝北逃时，此玺被带往漠北，后来一直在北元皇帝及蒙古大汗手中传递，具有相当大的‘汗权’地位象征意义），皇太极更是欣喜若狂，这意味着漠北的“天命”已经由蒙古汗国转移到了“大金汗国”；从此之后，自己就不仅仅只是‘大金’的大汗，而是领有全部漠南、漠北蒙古旧地，以及辽东、海西、黑水诸地，堂堂正正的上国君主。

    十二月，后金文武群臣、宗室王公、外藩蒙古诸部（科尔沁、喀尔喀、土默特）首领一同向皇太极上疏，以“察哈尔降服”、“传国玉玺来归”为由，请大汗“早登大位、改定尊号、以安天下”，也就是劝皇太极登基称帝。

    大明崇祯九年、后金天聪十年（1636年）正月，皇太极在征询了后金汉官和儒臣们的意见后，同意“群臣所请”，下诏“更定尊号”以“承膺天命”，决定登基称帝，并改元、改国号。

    大明崇祯九年、后金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皇太极亲至盛京郊外，举行了盛大的登坛祭天仪式；仪式结束后，群臣向皇太极奉上“劝进表文”，给皇太极上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这标志着皇太极正式称帝。

    皇太极称帝后，将国号由‘大金’改为‘大清’，将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追尊父亲、清朝的实际开创者、后金第一任大汗努尔哈赤为“广运圣德仁孝武皇帝”，尊上庙号为“太祖”；而努尔哈赤的‘老汗陵’，则在崇德元年（1636年）被正式更名为‘福陵’，同时皇太极还制定了福陵的祭祀礼仪。

    此外，皇太极还按中原王朝的古制，追尊四代祖先为王——清朝始祖、建州左卫第一任指挥使、皇太极的七世祖孟特穆（蒙哥帖木儿）为泽王；高祖父福满为庆王；曾祖父觉昌安为昌王；祖父塔克世为福王（皇太极六世祖董山、五世祖锡宝齐篇古没有被追尊）；同时，还为四王在太庙内设立祭祝牌位。另外，皇太极又在‘兴京陵’的庆王（福满）陵墓后设立了泽王（孟特穆）的衣冠冢，称为“二祖陵”。

    大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当了十年大汗、七年皇帝的皇太极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猝死于盛京（沈阳）皇宫，时年五十二岁；八月十六，清最高权力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在盛京皇宫的崇政殿中召开；经过又一次跌宕起伏的激烈权力争斗后，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意外地被推选为新帝，继承了皇太极所留下的皇位（有关此事，诸多影视文学作品已经不厌其烦地重复重复再重复描述了，这里不再展开）。

    八月二十六，以礼亲王代善为首，清朝诸宗室王公大臣们簇拥着六岁的皇九子福临，在盛京皇宫大政殿内登基称帝，以明年为顺治元年；福临即清世祖顺治帝。

    顺治帝登基后，以堂叔郑亲王济尔哈朗（努尔哈赤之侄）、叔父睿亲王多尔衮为摄政王，协助自己治理国政（其实都是诸王公大臣商议后自行决定的，顺治帝一个六岁幼儿知道什么）；而顺治帝继位后第一件时，就是为去世的皇太极上尊号、建陵寝。

    大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年）十月，顺治帝（其实是摄政王以及其他宗室大臣）为先帝（皇太极）上谥号‘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文皇帝’（后加谥为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上庙号‘太宗’。随即，顺治帝再下诏为先帝在盛京以北约十里处修建陵墓。

    大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大明中枢朝廷被农民军推翻，之后清军入关击败农民军，天下易主；八月，顺治帝在即将从盛京入关前往京师（北京）前，亲自为太宗在盛京的陵寝命名为‘昭陵’。

    顺治五年（1648年），顺治帝再追尊泽、庆、昌、福四王——泽王孟特穆为肇祖原皇帝、庆王福满为兴祖直皇帝、昌王觉昌安为景祖翼皇帝、福王塔克世为显祖宣皇帝。四王的嫡妻则分别为尊为肇祖原皇后、兴祖直皇后、景祖翼皇后、显祖宣皇后。

    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改兴京陵所在的尼雅满山岗为“启运山”，顺治十年（1653年），兴京陵修建享殿、配殿、方城门墙。顺治十二年（1655年），肇祖、兴祖的神功圣德碑建碑亭落成。

    因感觉东京陵的风水不如兴京陵的好，所以顺治帝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又将改葬在东京陵的景祖、显祖二陵及武功郡王（礼敦）、恪恭贝勒（塔察篇古）二墓迁回了兴京陵，安葬于肇祖、兴祖陵前（东京陵则继续安葬着舒尔哈齐、褚英等人）。

    顺治十六年（1659年），顺治帝将兴京陵正式更名为‘永陵’，意在祈愿‘江山永固、帝业长存’。顺治十八年（1661年），永陵享殿命名为“启运殿”，方城城门则命名为“启运门”，加立景祖、显祖的神功圣德碑碑亭。

    至此，清朝第一座皇陵——‘永陵’的仪制全部完成。

    而清朝第二座皇陵——努尔哈赤的‘福陵’，于顺治七年（1650年）增设石象生、望柱、擎天柱等 石质构件 。顺治八年（1651年），福陵的享殿扩建工程完工。顺治十六年（1659年），福陵的角楼、护卫衙门、大红门两侧的掖门全部扩建完成，石象生增设须弥座，方城修缮完工。

    福陵的寝殿则在康熙二年（1663年）动工。次年完工，加立努尔哈赤的谥号碑，方城上修建了明楼。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福陵神功圣德碑落成，这标志着福陵的帝王仪制也全部完成。

    清朝第三座皇陵——皇太极的‘昭陵’，因为皇太极在生前已经称帝，所以他的陵墓是按照皇帝的标准完完整整的建造的，这也省去了清朝的后世嗣皇帝们要给他不断重新增设、加修陵墓仪制的繁琐之事（比如像永陵和福陵一样，多次翻修增设符合仪制的殿阁、石像）。

    所以昭陵在顺治元年（1644年）定名，顺治八年（1651年）建成后，就没有再大动干戈地扩建过，只是在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对其作了若干的改建和修缮工程，以保持陵寝的仪制完整和安全上的维护工程。

    以上三陵——‘永陵’、‘福陵’、‘昭陵’，就是清朝初立、尚未入关时，在辽东旧地修建的三座皇陵，分别安葬着清朝的四位远祖（永陵）、太祖努尔哈赤（福陵）、太宗皇太极（昭陵），号称‘盛京三陵’。至于一度被清朝当做祖陵对待的辽阳‘东京陵’，因为肇祖、兴祖、景祖、显祖四位祖先的陵墓被先后迁走，只剩下庄亲王（舒尔哈齐）、广略贝勒（褚英）等人的墓地在此，所以就不再被视为清朝皇陵之一了。